重識五四：中國文明復興的起點

作者：姚中秋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四月十六日辛亥

          耶穌2020年5月8日

 【按：本文系作者2020年5月4日在辛莊師范網絡學院講座收拾稿。】

“五四運動”爆發101年，這一百年來，年年“五四”，年年說“五四”，各方面都在解釋“五四”，通過解釋“五四”定位本身的時代，尤其是確定本身該干什么？因為“五四”確實是中國歷史上很是主要的一個環節。

 

我對“五四”的見解也經歷過一些變化。因為五四運動和新文明運動混在一路，前些年，對“新文明運動”反傳統這一面持比較劇烈的批評態度。這幾年來，不斷地讀書學習，對中國歷史的認知也是在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加深，有了一些新設法。所以明雨兄給我出了五四這個題目之后，我想了一下，覺得還是有一些可談之處。最後明雨兄確定的題目是“超出五四迷思，解決千年難題”，這個“解決千年難題”說得很是好，也是我幾年前開始思慮的教學一個問題。後面的“超出五四迷思”能夠會惹起一些誤解，所以又確定了一個新題目，就是現在這個題目，但上面的討論還是要從“千年難題”開始說起，因為我們明天依然處在解決千年難題的過程中。

 

中國的千年窘境

 

我所謂千年難題是什么？這是要命的難題，那就是，宋代以來中國遭受了兩輪年夜掉敗。我們的文明很長久，光輝燦爛，但也經歷過比較嚴重的波折，尤其是過往一千年來。

 

第一種類型的年夜掉敗就是宋明兩次被南方平易近族馴服。現在電視正在播放《清平樂》，寫宋仁宗時代的故事。學習傳統文明的伴侶中，有良多人對宋代有好感。近些年來，在知識分子中，對宋代有好感的人越來越多。我的伴侶吳鉤師長教師近些年來出書了好幾本書，都是贊美宋朝的文明和政治的，據說很受歡迎。宋朝的文明政治確實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有一件工作我們回避不了：它最后被蒙前人馴服了。在這之前，它已經兩度被南方平易近族壓迫，先是被契丹人，然后被女真人，西邊還有個西夏，生齒很少，也不克不及完整戰勝之。明朝恢復了中華，但兩百多年以后，又一次被來自東北的平易近族馴服，一向到1911年。大師算一下，過往一千多年中，我們有一半時間生涯在不很典範的王朝統治之下。當然明天，我們對蒙前人、對滿洲人的統治完整不用太在意了，因為他們都融進中國各族國民之中了。但這段歷史我們還是要講明白的，華夏王朝兩次被馴服了，這是中國遭受的第一類年夜掉敗。

 

第二種類型的年夜掉敗是，19世紀中后期，中國接連敗于歐美列強和japan(日本)。japan(日本)本來是儒家文明圈中一個邊緣性國家，從19世紀末開始居然也有才能侵犯中國了，并且在20世紀上半期周全進侵中國，差點亡了中國，中國文明有中絕的危險。這也是我們文明的年夜掉敗。

 

這兩個年夜掉敗，是我們研讀中國歷史時需求面對的年夜問題。我們要思慮，中國文明為什么在過往一千年中反復地掉敗？尤其是19世紀中期以來的年夜掉敗，跟五四運動直接相關。我們被東方人打敗了，各方都進行救亡圖存的盡力，“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東方的技術，學習東方的工業，以致于進行政治文明方面的變革。好瑜伽教室比清末新政，廢除了科舉制，廢除了書院，引進東方的文明教導體系和學術思惟體系，最終也顛覆了帝制，樹立了共和國，并且新的共和國實行的是議會平易近主軌制、多黨競選軌制。概況上看起來說，我們救亡圖存的盡力獲得了很年夜成效，似乎樹立了一套現代的教導體系、現代的經濟體系、現代的政治體系，但后來還是有二十一條，還是有巴黎和會，甚至于japan(日本)年夜舉進侵中國，中國再次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也就是說，盡管我們盡力，但進進20世紀，中國依然是一個掉敗國家，甚至比19世紀后期還差。

 

問題出在哪兒？我們需求認真反對。當然，歷史進程中的人物也在反思，五四運動構成了一次反思深化的嚴重契機。于是，由五四運動開始，中國人的救亡圖存盡力，走上了新的途徑。

 

新文明運動：給傳統政教畫上句號

 

袁世凱時代，中國已是掉敗國家。他當然不成能坐以待斃，他看到了國家的周全掉敗。他想辦法解決，很不幸的，他的辦法是走回頭路，“復辟”。他在兩個方面都走了回頭路，起首在政治上恢復帝制。因為他認為共和制下多黨競爭、議會平易近主把國家搞得亂糟糟的，政治不克不及“定于一”，那就恢復天子制，由天子來說了算。其次是尊孔。平易近國初年，大師都感覺到社會風氣更壞了，不僅僅是老袁這么想，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一切這些人都這么想，平易近國樹立，品德崩潰。這就要重建品德，用什么來重建品德？尊孔。

 

當時，康有為也在抓緊推動樹立儒教會。他也在政治上進行盡力，盼望國家立儒教為國教。當時政治中有一個特別主要的議題，就是在憲法中要不要寫進尊儒教為國教。平易近國成立時，沒有制訂憲法，只要一個臨時約法。但共和國總是需求有一交流部成文憲法的，所以平易近國成立以后就一向在制訂憲法。康有為就捉住這個機會，當然還有其他良多人也主張，把儒教寫到憲法中。結果惹起很劇烈的爭論，儒教進憲是平易近國初年文明政治中的一個焦點議題。可是，憲法的制訂拖拖沓拉，從這里就能看到，這個國家掉敗到了什么水平！中華平易近國成立了十二年之后，1923年，憲法才勉強制訂出來，憲法才勉強制訂出來，就是所謂的曹錕憲法、賄選憲法。老曹把議員們關到議院里，軍警把門一鎖，不給飯吃，這幫議員最后只好簽字批準憲舞蹈場地法。這樣的憲法就是個擺設，一點用處都沒有，這樣的憲法其實是國家的恥辱。這幾年有些學者厭惡反動，居然覺得北洋的政治也很好，說這部憲法從共享會議室學理上很是優秀，問題是，制訂憲法不是寫學術論文啊，用這么一個法式制訂出來的憲法，連制訂憲法的人都不遵照，有什么用處啊。

 

總之，老袁要拯救國家的掉敗，他就在這兩個方面盡力，結果反而把工作給弄砸了。因為他給大師制造了一個印象：孔子和1對1教學專制政治原來是一伙的。其實在此之前，大師畢竟還是讀五經長年夜的，并沒有那么強烈地反孔意愿。晚清奉行新政時，廢科舉、廢書院，以五經為中間的教導建制崩潰，孔子也就逐漸隱退了。平易近間還是廣泛地讀舊書，因為當時新書不普及。普通的知識分子、精英群體對孔子之教、對儒學、對經史之學并沒有太多惡感。大師都覺得應該學習東方，可是不用拋棄中國固有之學問。老袁這么一搞卻壞了事，因為當時大師在政治上都認為共和顯然是現代的政治軌制、文明的政治軌制，恢復帝制是開倒車。老袁恢復帝制又尊孔，把這兩個緊緊捆綁在一路，由此，儒教就成了知識分子攻擊的重要對象。

 

這就有了“新文明運動”，“新文明運動”的導火線就是老袁尊孔。《新青年》這個刊物真正火起來，就是反孔的論述。在各種歷史敘事中，新文明運動作為一場思惟文明運動，其主題起首就是反儒教、反禮教，進而反對一切傳統。但它有一個主題焦點，就是破家。因為中國的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結構，都跟家的文明緊緊聯系在一路。能否以家為中間，這也是中西文明的最基礎差異。我給大師講過《孝經》，從中可以看到，年夜約只要中國文明才把孝樹立最基礎價值，這樣的最基礎價值是依托于家、族的。孔子之教也是立孝為教，反儒教，必定反孝，必定破家。這也構成整個20世紀反傳統思惟文明運動的基礎主題。“新文明運動”的論述都鼓勵青年走落發，文學作品都把家描寫成暗中的。

 

至于“五四運動”，從時間上看，要比“新文明運動”要晚三四年，兩者在時間上不完整重疊，其主題更是差異很年夜。我想以前有良多人，包含我本身，大要把這兩個運動混為一談，似乎兩個稱呼可以彼此替換，說“五四運動”就包含“新文明運動”，說“新文明運動”也把“五四運動”包含在內。確實，這兩者是有聯系的。好比說像陳獨秀，既是“新文明運動”的主將，又是“五四運動”的活躍人物。所以兩者確有聯系，其發生時間也確實很近。但我近年來越來越明白的認識到，“五四運動”和“新文明運動”是兩個完整分歧的運動，其內容分歧，訴求分歧，反對的對象更是完整分歧，最后的結局也有很年夜分歧。

 

我先歸納綜合一下我的見解，“新文明運動”舊世界的句號，它給舊的政教體系畫了一個句號，宣佈中國傳統的政教體系徹底喪掉正當性了。老袁的尊孔盡力反而給傳統的政教體系乃至命一擊。至于“五四運動”，則是新時代的開端。其最嚴重的歷史意義是，教學場地中國人在精力上站起來了。

 

五四運動：重點是反帝的自覺

 

回過頭來看，中學教科書里面對五四運動的講法，其實是蠻準確的。而8聚會場地0年月以來，非官方的歷史敘事對五四運動則有另一種講法。這是兩分歧的歷史敘事體系，一個是官方的體系，另一個是啟蒙史學或許叫不受拘束主義史學體系。在這兩個敘事體系中，“五四運動”呈現為分歧的面孔。我們明天也許是描繪“五四”的另一個面孔，把五四運動放在中國文明復興的框架里來考核、描寫。

 

我們部門地接收官方的歷史敘事。根據官方的歷史敘事，“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愛國運動。反對帝國主義，這個最最基礎。我們明天說中國文明復興，那起首又一個式微，是什么讓中國文明式微的？是帝國主義。明天，我們復興中國文明最重要障礙是什么？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及其所代表的價值、思惟、觀念，以及經濟、社會、政治、文明等方面軌制。當然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更中性的詞“東方”，但東方滿世界轉是帶著槍炮，是以就是帝國主義。五四運動是現代史上第一場反帝愛國運動，這就邁出了中國文明復興的第一個步驟。

 

說到這兒，我們需求簡單地清楚一下帝國主義的興起及其對中國的壓迫。中國跟東方之間的氣力對比真正發生變化，是在19世紀上半期。我在新出書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還有剛修訂完成的《國史綱目》中都確定1800年是世界歷史的轉折點。在這之前，東方沒無力量侵犯歐亞年夜陸上的傳統國家，好比中國。大師能夠了解英國公使馬戛爾尼來華的故事，他跑到中國來，請求中國打開門戶，乾隆天子說我們沒興趣，英國也沒辦法，因為它當時并沒有堅船利炮來侵犯中國，他當然想侵犯，可做不到。當時東方列強可以占領美洲，因為美洲文明程度比較低，但中國的技術程度和政治組織程度跟它差未幾，它沒有無力侵犯。

 

但1800年前后發生了人類四五千年來最年夜的一件事——工業反動。只不過工業反動當時是靜靜靜地進行，持續了年夜半個世紀。大要到1820年月，英國人才感觸感染到了，我們的產業跟其他國家紛歧樣了，對其他國家擁有了壓倒性優勢，這就就是堅船利炮。這個時候，英國開始倡導不受拘束貿易，它的商品在全世界都有競爭力。你不開門，我就拿年夜炮轟你。所以，英國主張樹立不受拘束主義的世界次序是從1830年月開始的，它立刻就侵犯到中國了，很快就有鴉片戰爭。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不受拘束主義的悖論或許說不受拘束主義的雙面性。英國宣傳不受拘束貿易，因為它是強者；它用年夜炮來強制弱者接收不受拘束貿易；對弱者來說，不受拘束意味著壓迫。明天的american，同樣用導彈強制其他國家不受拘束。

 

所以，英美、東方之所以強年夜，打敗中國，跟什么不受拘束、平易近主、憲政、法制等等，跟什么個人主義、新教倫理等等，都沒有關系，關鍵就是工業反動。這些東方的價值、軌制好欠好，咱們先不說，但在工業反動之前，英國就有了這些東西，而全球化也已運轉了三四百年了，但在這個體系中，中國、奧斯曼帝國和英國、歐洲國家是等量齊觀的，工業反動之后卻完整變了。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反動，所以它成了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全球霸主，并且打敗了中國，把中國也納進其帝國主義體系中。英國部門地安排中國，大要持續了半個世紀。

 

其他國家歐洲還、american都開始學習英國，積極推動工業化。到19世紀七八十年月，德國、american率先初步完成了工業化；到19世紀末，俄國、japan(日本)又初步完成工業化。它們都有樣學樣，學英國的樣子，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尋求進進其他國家的市場，好比中國。由此就有了我們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學到的“帝國主義瓜分怒潮”。被侵犯的國家的壓力一會兒就增添了良多，本來是一個國家壓迫，現在五六個國家來壓迫，整個世界格式發生了一次劇烈的變化，就帝國主義年夜規模的馴服、樹立殖平易近地，也是這個時候。中國的國際壓力陡然劇增。

 

可是，中國人當時比較傻，晚清平易近初的人們對帝國主義沒有明白的認識，他們還是在抱著空想親近東方。19世紀末、20世紀初無數救亡圖存的人都信任，東方代表正義。當英國獨自安排中國時，確實挺文明的，因為沒人跟它搶，它很安穩地做奴才，它的行為還是比較謹慎節制的。總體上，英國人確實是很有政治的聰明，不像american人張牙舞爪的。英國人關心的獨一問題是掙錢，對意識形態沒興趣，所以晚清平易近初的中國精英對英國人很有好感，進而信任，東方文明是講事理的，人家樹立的國際體系是正義，中國人要學這個東西。但巴黎和會一耳刮子把大師抽醒了。

 

五四運動的緣起，我想大師都了解。中國是一戰的參戰國，並且我們很神奇地是勝利國，兩次世界年夜戰，我們都是勝利國。一戰結束時，全國高低都抱著很年夜希冀。德國是戰敗國，《巴黎和會》要清理德國，應該把德國在山東侵犯的權益所有的歸還給中國。可是，帝國主義就是帝國主義，永遠改不了狗吃屎的習慣，永遠壓迫第三世界、壓迫后發國家，這是它的天性。德國侵占中國的權益，英法都列強轉手給了japan(日本)，japan(日本)當時已經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他們彼此交換好處。american最後裝大好人，這時一句話也不說。

 

于是，大師很痛心的說：“強權戰勝正義”，終于認識到帝國主義就是強權，東方文明的面紗被一把扯下來。這個情況跟現在有點類似，我們後面幾十年一向都把american想象成人類文明的燈塔，疫情沖擊之下，本相畢露。1919年的上半年，知識分子群體就在玫瑰色的夢幻中，忽然破滅了。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起來抗議，喊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這是中國現代史的一次轉折。在此之前，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但精英們總是認為，東方是文明的，這是文明人打野蠻人，梁啟超、嚴復等人都認為中國就是野蠻的，那文明人打我們是理所應當的。我們要承認本身是野蠻人，踏踏實實地學習人家的文明之道，變得文明起來。所以當時出現了很詭異的現象：japan(日本)打敗了中國，結果中國青年呼啦啦涌到japan(日本)往學習。這也許與中國文明有關，“見賢思齊焉，言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可是巴黎和會讓大師認識到，他們最基礎就不文明。這種意識相當于切斷了與東方的精力臍帶，實現了精力獨立。東方的典范意義已不復存在，知識分家教子對東方的文明想已不復存在。可是，還是要往前走的，那就要獨登時摸索。所以，五四運動的精力覺醒，相當于知識分子顛覆了東方文明在中國人精力上的那座年夜山。這就邁出了中國文明復興的第一個步驟。文明復興，起首是在精力上獲得獨立，否則始終處在依靠狀態。一個經濟體假如處在依靠狀態，就完成不了工業化，世界上年夜多數后發國家在經濟上都是依靠東方的。同樣，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假如在精力上是依靠東方的，那也不成能推動本身文明的復興。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就在于，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終于有一個初步的認識，由此擺脫了對東方的精力依靠，獲得精力上的獨立。這就是中國文明復興之根干。從這個根干上，開出了復興中國文明的兩根枝條，兩股氣力，分別是政治的和思惟的。

 

五四運動開出的復興中國文明之第一支氣力：強政黨

 

由五四運動生發出的復興中國文明的第一支氣力是政治的，對此官方史學講得很明白：“五四運動”最主要的結果是知識分子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樹立了中國共產黨。我接收這一歷史敘述，我們往下講。

 

“五四運動”中，大師對東方文明已經掃興了；可是，中國原有的思惟政治資源也已經衰朽了，經過清末平易近初的折騰，國家已經徹底掉敗。怎么辦？“十月反動一聲炮響”，知識分子開到了盼望。當然，十月反動在一戰結束之前就爆發了，列寧趁著沙俄軍隊在一戰戰場上掉敗發動反動，奪取了政權。由這個時間到五四運動，中間有一年多時間，大師不怎么關心蘇俄，因為大師對東方還抱著極年夜盼望。巴黎和會打破了盼望，知識分子尋找新前途，就轉向了蘇俄。

 

而蘇俄的思惟和軌制剛好是東方世界內部的批評者，所以，學習蘇俄的軌制、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學習英國american、學習不受拘束主義理論，是兩個性質完整分歧的工作。有些人把這兩個東西混為一談，甚至覺得學習蘇俄要更低級。港臺新儒學、年夜陸儒學愛好者中良多人都持有這種見解。這種見解很糊涂，因為缺少世界歷史視野，缺少“帝國主義”這根弦，對帝國主義對中國文明的致命壓迫，缺少激發認識。從最基礎上，世界帝國主義是以英美為主導的，是以西歐文明、基督教為主的，先是英國、然后是american維護帝國主義體系，壓迫中國文明。馬克思主義卻是東方世界的內部批評者，這樣的批評性理論在俄國，催生出批評性政治體制，這是反東方主流文明的。是以，學習蘇俄，實際上是擺脫、對抗帝國主義的第一個步驟。瑜伽場地在這樣的歷史和思惟剖析框架中，我們才幹懂得，當時對東方掃興的知識分子為什么轉向蘇俄。

 

並且大師要留意，不僅共產黨轉向了蘇俄，孫中山也轉向了蘇俄，張君勱、梁啟超這些人也都轉向了蘇俄，甚至包含胡適。為什么？當時知識分子對英美主導的東方世界掃興了，集體轉向蘇俄。當時蘇俄的做法也確實與帝國主義分歧，基于國際主義理論，也能夠基于其戰略考慮，向中國示好，承諾廢除沙俄從中國獲得的各種特權，邀請北洋當局就此進行談判。這個做法和帝國主義構成了鮮明的對比，一個搞強權政治，另一個給中國以同等權利，你可以想象當時大師的觀感。看歷史，決不克不及脫離歷史脈絡。

 

中國部門知識分子轉向蘇俄，另一方面，蘇俄也想發動世界反動，有興趣識地在中國發展。哈爾濱有良多俄式建筑，棲身過不少俄國人，很多多少是“白匪”。布爾什維克反動后，白匪起事對抗，共有兩支，此中一支活躍在西伯利亞，紅軍一路東征，白匪掉敗，良多人流浪到了中國的東北，重要湊集在哈爾濱，這里的所謂沙俄貴族就是當初白匪的將領。紅軍東征過程中，列寧留意到了東方問題，也就留意到了中國問題，開始中重視中國，派共產國際代表到中國唱工作。

 

這樣，兩邊就對上了。一邊是李年夜釗、陳獨秀這些人已經在自發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想要走蘇俄這條路；另一邊是列寧、蘇俄黨也想發動世界反動。兩邊開始一起配合，后面就樹立了共產黨。剛才我們也已提到了，孫中山也對蘇俄反動形式很是感興趣。孫中山這一輩子也夠苦的，一輩子鬧反動，沒勝利過。想建設國家，提出了宏偉的建國方略，也沒有機會、條件實施。又接連發動了二次反動、護法戰爭，無不歸于掉敗。孫中山師長教師不克不及不反思掉敗的緣由，最后得出結論：沒有反動的政黨。他看到列寧黨的組織方法，看到其奪取了政權、樹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孫中山很是感興趣。蘇俄出于其戰略考慮，也決定支撐孫中山。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國共開始一起配合。孫中山師長教師在1924年改組國平易近黨，這是國平易近黨一次重生。在此之前，國平易近黨早就存在，但處在一盤散沙狀態，缺少政治才能。共產國際給國平易近黨供給了思惟的指導、組織的指導，當然還有經費的支撐、兵器的支撐，國平易近黨煥然一新，很快爆發出了氣力。

 

我現在轉進政治學專業，正在教本科生政治政治的課程，粗略研討共享空間了世界政治的歷史，初步得出結論：列寧黨的組織方法是人類政治組織的一次極年夜創新，而這確實就是20世紀的中國所需求的。到袁世凱時代，中國是一個完整掉敗的國家，政教體系已完整崩塌。尤其是袁逝世了之后，軍閥割據，頂層有一些年夜軍閥，處所有一些小軍閥，這個國家在政治上完整碎片化。此時，中國人面臨的任務是從頭全盤重建次序，把每一人從頭組織起來。那么，拿什么來組織這么多人？列寧黨供給了一套機制。孫中山先嘗試了一回，只學了五成，很快就收到奇效了。統一廣東，接下來統一整個中國。從1924年改組國平易近黨，到1928年基礎上完成統一，只用了四五年時間，這長短常了不得的，這是中國政治次序重建的第一個步驟。同樣是這個政治體制，有用地抵御了japan(日本)周全侵華。大師可以想一下，假如沒有國平易近黨的改組，憑著北洋當局那個樣子，能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嗎？完整不成能。國平易近黨改組，名義上實現國家統一，于是，在二戰中，我們在此成為戰勝國，是以成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上翻了身。在清末平易近初，中國是一個半殖平易近地國家，現在卻成為世界強國，活著界上發揮領導感化的國家，盡管我們領導才能大要那時候還沒有，但起碼位置有了。

 

那么我們就要問，國平易近當局獲得勝利的氣力之源頭在哪兒？就是當初孫中山學習蘇俄的政治組織技術，改組國平易近黨。撇開意識形態來看，列寧黨的組織方法就是一套政治組織技術，而政治組織技術是國家有沒有才能的關鍵。人類的文明水平就取決于其組織化的水平。就以咱們明天的講座為例，假如沒有辛莊師范的組織，我也講不了課，大師也聽不了課，盡管我有講課的愿看，大師也有聽課的愿看，但沒有人組織，就不會發生講課這件事。所以，組織很是主要。在國家危亡之際，四億人不組織起來，那就是刀上之俎，給人家送人頭的。這四億人組織起來，卻可以煥發出強年夜的戰斗力。中國人學習蘇聯，最年夜的收獲就是政治組織技術，而這是英美從來沒有供給給我們的。我們要從政治組織技術的角度往懂得列寧黨對中國的感化。我們要實現國家復興、文明復興，你就得無力量，得顛覆帝國主義，不克不及被japan(日本)人馴服。那你就要組織起聚會場地來，你就要有政治組織技術，蘇俄供給了，而這，對于中國文明教學復興而言，至關主要。

 

當然，我們也已經說了，孫師長教師學蘇俄，只走了一半；老蔣就更不可了，見識太差，從孫師長教師走到一半處所又往后退了。所以其現代化盡力沒有勝利，好比，國家無力推動工業化，結果在歷史競爭中被共產黨打敗。共產黨憑的是什么？是比國平易近黨加倍有用的政治組織技術。不說別的，毛澤東在井岡山創建的黨支部建在連隊這個軌制，大師可以想一下有多厲害。大師都了解，共產黨的軍事戰略是游擊戰。可是，假如連隊沒有黨支部，游擊戰就會墮落為匪賊、流寇。黨支部建在連隊之后，每一個連隊、每一個排、每一個班組雖然獨立活動，但服務一個配合目標。歷史上匪賊、流寇良多，但打游擊最后打全國來的，只要共產黨。靠的就是這一套很是堅強的政治紐帶，把疏散的人、小組織凝結為一體，一切人為統一個目標盡力。共產黨就是靠著強無力的組織，戰勝了國平易近黨，1949年樹立了國民共和國。

 

那么，這個共和國的歷史意義安在？從中國歷史的內在脈絡來看，其最年夜歷史意義是重建年夜一統。年夜一統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最高政治價值。評斷一個政治人物、政治團體的成敗，重要看其能否重建年夜一統。年夜一統就是政治上的最年夜的善，我想這個標準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全世界。人類的文明就體現在其組織化生涯上，現在還可以補充一個維度，就是“規模”。你把越多人組織1對1教學起來成為整體，你的政治文明的水平就越高。中國有十四億人在生涯在統一個國家里面，中間沒有任何隔閡；你經商，中間沒有什么關稅，你開著車，從呼倫貝爾一向到三亞，不消過什么海關、進行查驗，本錢就是最低的。歐洲人為什么要搞歐盟？就是要擴年夜規模，所以先把海關撤消了。可是，年夜一統的維持需求本錢，需求一套很高超的政與教。人類自發的演變過程中會出現熵增，這就需求不斷給系統投進動力，才幹把持熵增。一個年夜一統的國家內部必定有各種擾亂性原因，你需求通過政、教往克制，扶植那些有利于年夜一統的要素。但有的時候還是扛不住，最后解體了；或許內部沖擊太厲害，打散了。這就需求重建年夜一統，中國歷史上屢次重建年夜一統，而每一次重建年夜一統就能進進亂世。

 

從這個歷史視野看，共產黨對中國文明最年夜的貢獻是結束亂世，重建年夜一統。從晚清開始，國家逐漸崩解，平易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就是亂世。老蔣時代也是軍閥政治，國家沒有實質性統一，什么東南軍、桂系和中心系之間斗了幾十年。還有，匪賊問題始終沒有解決。我記得小時候還聽白叟說北山里面鬧匪賊。這是別的一個意義上的政治不統一，國家權力不克不及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消滅擾亂性原因。我們為什么要有一個國家？很主要的來由就是消滅匪賊，出門在外不消擔心匪賊下山來搶劫。老蔣的國家沒有做到這一點。可是，共產黨做到了，把匪賊消滅了。束縛初期，束縛軍在東北、湖南一帶剿匪，據說犧牲很年夜。這就是暴政啊。

 

當然，還有一點，中共面對蘇聯，堅定地維護國家的獨立自立。一開始大師都以為，american人也曾以為，中共跟蘇聯是一伙的，都是共產主義者。american的良多戰略構想都是基于這個判斷制訂的，最后發現，毛澤東最討厭的就是蘇聯，所以最后兩黨決裂了。為什么決裂？因為，毛澤東是個堅定的平易近族主義者。蘇聯的錢，我要，技術，我要，兵器，我要，但讓我聽你的話，沒門。有些工作，咱們兩家有配合好處，我可以出頭。好比，抗美援朝，我確定要打，對你有好處，但也是我的最基礎好處。至于其他的，別來找我。后來赫魯曉夫實在受不了了，兩邊就鬧翻了。我們人窮，但志不短。由此維護了國家的獨立自立。

 

有了這個獨立自立，中國就能夠堅定地推動工業化。這個事業很是主要。現代歷史上最主要的工作是工業反動。帝國主義國家為什么能夠橫行全世界？因為它完成了工業化；它完成了工業化，它成了帝國主義，他橫行于世界；這樣，其他國家要完成工業化，難度就加年夜了良多倍。因為它把你摁住了，人家不消動刀動槍，就摁住了你，因為人家的生產效力比你高，人們的資源比你豐富。后發國家要實現工業化，重要的條件是政治上的獨立自立，堅決拒絕依靠。這需求非常堅定的政治意志，老蔣在這方面就太軟弱了，堅實太短淺了。抗戰后勝利以后，老蔣的位置特別高尚，全國國民都特別崇敬他，但他只用了幾年時間就垮了，為什么？這中間有特別主要的一點就是，老蔣面對american人沒有獨立自立意識。他總想打內戰，但國家剛經過抗戰，最基礎沒有財力，怎么辦？他只好求american，要支援。american人就開出了條件，這個時候，老蔣完整可以跟american人討價還價，我在東方替你扛住共產主義，你就得免費給我支援，我能扛住就是對你的最年夜回報，你還想要什么？但老蔣意志軟弱，眼光短淺，沒能扛住，在1946年簽訂了《中美友愛互市帆海條約》，這個條約一簽訂，中國的工廠逝世了一年夜片。在二戰之前，英國主導全球貿易體系。戰后，american成了老邁，決心另建由它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這個條約就是american構建其所主導的全球不受拘束貿易體系的第一個主要條約。這個條約規定，中美兩國這個企業可以彼此不受拘束地進進對方的市場，看起來很不受拘束啊，但這個不受拘束只對american有效，因為american人當時是世界上第一年夜工業強國，工業產值占快到全世界的一半，而中國當時的工業很強大，剛從戰火的廢墟中開始恢復，有什么才能進進american市場？這個條約一經簽訂，american的產品呼啦啦涌進中國，平易近族資產階級沒有生路了，最后是投共了。從這個例子就能看出，小樹屋在帝國主義時代，假如不克不及堅持國家在政治上的獨立自立，就最基礎不成能完成工業化，而會變成東方主導的經濟體系中的附庸，被鎖定在貧困的狀態，永遠都不成能發展。實際上，世界上年夜多數后發國家都被鎖定在貧困狀態，國民永遠沒有改良本身生涯的盼望，晚清平易近國就是這般。

 

共產黨卻分歧家教，盡管最後是由共產國際支撐樹立的，中共晚期領導人也確實把蘇聯的好處放在第一位，但毛澤東判然不同。毛澤東堅持獨立自立，最終獲得了反動勝利。國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自願采取了一邊倒政策，但始終維護國家的獨立自立，堅持自立發展。這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基礎政治保證，而最終，我們確實實現了工業化，實現了國家的富強，也就為中國文明復興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看遍了歷史，我不克不及不做一個唯物主義者。在現代世界，工業化是最基礎。未能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保存都成問題，國民也不成能過上好日子，那還扯什么文明、文明？

 

這個工業化成績不克不及不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動員、獨立自立，部門地歸功于蘇聯的支援，而這一切最終又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中的反帝自覺，知識分子放棄東方、轉向蘇俄。所以，我們說，從五四運動生發出了中國文明復興的第一支氣力。

 

五四運動生出的復興中國文明的第二支氣力：現代新儒家

 

上面再來看五四運動生發出的復興中國文明的第二支氣力，思惟上的氣力：知識分子放棄了對東方的科學后，開始轉回中國本身的思惟傳統，由此有了現代新儒家思惟運動。

 

19世紀后期，中國政教體系面臨日益極重繁重的正當性危機。從康有為開始，士人就開始拋棄自家傳統。清末新政，廢科舉、廢書院、樹立舊式學堂，青年學生年夜規模到海內留學，這些意味著中國傳統的思惟文明教導體系就崩潰了。同樣是清末新政、立憲，則意味著中國固有的政治社會軌制崩潰了。清末平易近初的廣泛見解是，中國固有的價值、思惟、軌制已經無效了，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必須全盤歐化——其實，胡適這個說法，是對20世紀頭十幾年總體趨勢的一個歸納綜合。尤其主要的是小樹屋，當時大師都覺得，人家東方就是文明，japan(日本)也比中國文明，所以，全盤歐化、japan(日本)化，是中國從野蠻到文明的殊途同歸。

 

可是，一戰也跟正在發生的新冠疫情一樣，讓持有這些見解的人蒙了：文明國家們彼此殘殺，尸橫遍野，一點都不文明。所以，一戰自己對中國知識分子就是一個精力沖擊波；巴黎和會又是第二個精力沖擊波，把東方文明的底褲撕下來了。良多知識分子放棄了對東方的空想，轉回中國，梁啟超、張君勱、梁漱溟等人就是代表。所以說，1919年是中國思惟史上很是主要的一年，不少人轉回了中國，由此就有了現代新儒家的誕生。

 

當年特別主要的一件事是1918年下半年，梁啟超師長教師帶著一批著名知識分子，包含張君勱，到歐洲游歷，沿途所見歐洲戰后的慘狀，觸目驚心，他們對東方文明產生了深入的懷疑。當時歐洲有些知識分子同樣對歐洲文明極度掃興，轉而關注中國。這種見解也鼓舞了梁啟超級人，促使他們轉回中國。梁啟超師長教師平生善變，這應該是生前最后一次變化，回歸中國思惟、文明傳統。

 

張君勱師長教師陪伴梁啟超師長教師往歐洲，其思惟與梁啟超頗為接近。但梁啟超重要進行歷史研討，張君勱更喜歡哲學。他把德國哲學與宋明心性之學結合起來，奠基了新儒家哲學的基礎范式。后來的賀麟、牟宗三等人都是試圖拿某個德國哲學與宋明儒學相結合，而這條門路是張君勱開辟出來的。

 

梁漱溟師長教師被稱為“最后一個儒家”，那他是什么時候開始認真對待中國文明的？就是1919年下半年，他開始在北年夜演講《東西文明及其哲學》，高度確定東方文明、中國文明的價值。這本書是新儒家誕生的標志之一。至于熊十力，則開始以易學改革唯識論，發展了新儒家的本體論思惟。

 

總之，就是以一戰、以五四運動為契機，梁啟超、張君勱、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轉回了中國本身的思惟傳統，開始接續、發展儒學思惟，由此就有了現代新儒學。這與康有為、張之洞等人的思惟形式是完整分歧的。所以，我們可以說，現代新儒學是“五四運動”的孩子。

 

依照官方歷史敘事，中講座場地國共產黨是“五四運動”的孩子；其實中國國平易近黨也是“五四運動”的孩子；現在我們已經看到，現代新儒學也是“五四運動”的孩子。從年夜處看，五四運動生出了兩個孩子：一個思惟上的孩子，兩個政治上的孩子。

 

兩支氣力的不合與第一次結合

 

下面我們簡單講述了五四運動生發出的講座場地兩支氣力，他們都是復興中國文明的氣力，一個從政治上重建次序，另一個從思惟上重建次序。但歷史不是線性的，這兩支氣力是分開構成的，其關系很是復雜，甚至年夜多數時間是沖突，經歷了分分合合、恩恩仇怨。

 

先來看新儒家這邊。實際上，老一輩現代新儒家都是社會主義者，這就是我們謂其為五四運動的孩子的重要來由，五四運動推動了社會主義的傳播。好比張君勱第一個翻譯了蘇俄新憲法。可見，新儒家從一開始就留意到了蘇俄反動及其所樹立的社會主義軌制。張君勱畢生都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的基礎政治立場是反帝國主義，英美就是帝國主義，這條路走欠亨了，大師開始尋找東方內部的反對者，良多人就轉向了蘇俄。實際上，梁漱溟、熊十力、錢穆、賀麟、馮友蘭等人現代新儒家晚期代表人物都是傾向社會主義的。

 

可是，現代新儒家不喜歡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不喜歡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像梁漱溟師長教師和毛澤東在50年月初的爭論，要點卻在這里。不僅僅新儒家，孫中山當初學蘇俄，只學了一半，為什么？也是因為他不喜歡階級斗爭學說。階級斗小樹屋爭跟中國傳統的“以和為貴”觀念相沖突，因此，現代新儒家廣泛反對階級剖析、階級斗爭學說，當然也反對暴力反動。同時，中共學習馬列思惟，也是現代新儒家不克不及接收的，認為這是偏離中國文明。但老一代新儒家還是能夠堅持反帝初心，因此對中共的有些觀念雖然不接收，但終究還是能夠從年夜局著眼，確定年夜一統之功，因此在國民共和國成立之時，留在年夜陸。

 

至于港臺新儒學，則對中共就基礎上是全盤否認了，之所所以港臺新儒學，就是因為1949年國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他們選擇了政治亡命。可是，在冷戰的環境中，他們其實不克不及不做出選擇：反蘇，不克不及不親美；反馬克思主義，不克不及不轉向不受拘束主義。所以港臺新儒學就成了不受拘束主義的附庸。我前幾年跟像港臺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李明輝爭論，原由就是，年夜陸興起的政治儒學年夜部門對不受拘束主義持反思或批評態度，以李明輝為代表的港臺新儒學恰好是不受拘束主義者，在政治上完整是不受拘束主義的。所以，其實有兩個現代新儒家，以1949年為斷裂線，老一輩年夜部門確定中共，因為他們了解帝國主義的迫害，了解年夜一統的主要性，據此他們確定中共的歷史意義。港臺新儒學骨子里是政治不受拘束主義。而今年夜浪淘沙，你就會看到，老一代的學問依然有價值，至于港臺新儒學，在內地學院哲學系紅火過一陣子，而后則在漸漸衰退，因為不受拘束主義政治傾向讓其無法捉住儒學的最基礎，其理論構造也終究無所成績。不受拘束主義與中國文明的差異太年夜了。好比，它厭惡變，所以福山講“歷史終結論”，東方思惟關心的是結構；可中國思惟的關鍵就在于變，關心歷史。要把這兩者融會在一路，困難很年夜。

 

我們再來看另一邊，中國共產黨，也曾經長期劇烈地反傳統。陳獨秀本來就是反傳統起身的，他又參與創建了共產黨。后來還有一個原因，使中共無視甚至反對中國文明傳統。共產國際指導成立中共，中共晚期領導人由共產國際指派，聽命于共產國際，間接地聽命于蘇聯。這些領導人是所謂“國際派”，完整倒向蘇聯，甚至喊出過“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這當然是新儒家、也是當時國內年夜多數人所無法接收的。

 

是以，同樣有復興私密空間中國文明之志的兩支氣力，在很長時間處在相反對的地位上。但這兩者也是有過結合，且已有兩次，一次是延安時代，另一次正在發生中。

 

第一次結合在延安時代，這兒就必須要說到毛澤東了，把中國文明和共產黨結合在一路的就是毛澤東。我們剛才講到中共晚期領導人都是國際派，毛卻是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國際派那些領導人都在上海，他們學習蘇俄的反動路線，在年夜城市發動工人階級年夜罷工。結果當然是掉敗。毛澤東卻學習現代的農平易近起義，在井岡山中打游擊。上海的國際派罵毛澤東是山溝溝的馬克思主義，最基礎不懂馬克思主義。但其實是上海這幫人不懂馬克思主義，他們是教條主義者，遭受一次又一次掉敗后，不得不跑到毛澤東進行武裝割據的山溝溝里。到了山溝溝以后，還是挾共產國際以令諸侯，排擠毛澤東，又遭受掉敗，自願進行長征。出發時大要有15萬人嗎，到了貴州境內只剩下3萬多人。理論永遠戰勝不了現實，就跟我們正在經歷的是一樣。你的理論說得再好聽，總是逝世人，理論就講不下往了。那幫國際派只好把軍事領導權交給毛澤東。遵義會議在黨史上很主要，毛澤東從頭拿回了軍事領導權，但還是沒有黨的領導權。所以在這之后，毛澤東和這幫教條主義者繼續斗爭，一向延續到延安整風，到1945到年才算結束。從1935年到1945年，又斗爭了10年，才打敗教條主義。可見這股氣力是多么強年夜。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引導中共的理論視野轉回中國，認真研討中國問題。

 

抗日戰爭的爆發對毛澤東的思惟盡力，也起了很年夜推動感化。japan(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平易近族牴觸就成了重要牴觸。國際派始終要進行無產階級反動，這時候，平易近族牴觸才是最年夜的社會牴觸，共產黨不克不及不轉型。在轉型過程中，中共就不得不認真對待本身的平易近族文明傳統。在此轉型過程中，陳伯達發生了發揮了很高文用。毛澤東也認真思慮若何從理論上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在這之前，他重要是推動軍事理論、反動理論的中國化，現在則上升到哲學高度。

 

于是，毛澤東就寫了《牴觸論》《實踐論》，試圖用中1對1教學國哲學來解釋來自東方的馬克思主義思惟，這些兩者融會在一路往。此中有很嚴重的理論創新。照我看來，現代新儒學搞了這么多年，也沒搞出一個達到這個程度的作品。還有些人試圖結合不受拘束主義與儒家思惟，也沒什么結果，年夜約因為，不受拘束主義和儒學結合的難度要遠遠年夜于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結合的難度，中國傳統思惟強調變化，馬克思主義也是強調變化，這兩者其實是相通的，不受拘束主義卻否則，因此難以結合。

 

總之，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于中國實際，與中國思惟相結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構成了毛澤東思惟。毛澤東思惟的構成，在中共歷史上是一個轉折性事務。因為在之前，世界各國共產黨沒有一個提出了本身的思惟理論體系。此前，中共也沒有，完整照搬蘇俄理論，服從共產國際的唆使。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下，卻搞出了本身的一套思惟體系，表白了中共在思惟上、政治上的獨立自立。斯年夜林、蘇聯當然很不高興。中共把毛澤東的提法通報給蘇聯，蘇聯人最基礎不吱聲，中國立刻就清楚了，人家不喜歡。蘇聯的文件中從來沒有說起過毛澤東思惟這個詞。國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共也基礎上不提毛澤東思惟，因為這個時候不克不及不尋求蘇聯的支援。我們要從世界歷史脈絡中懂得毛澤東思惟的嚴重意義。中共提出這個概念，標志著中共在思惟上、政治上的獨立自立。

 

至此我們可以完全地說，“五四運動”是中國人在精力上的第一次獨立，毛澤東思惟的提出是中國人在精力上的第二次獨立；“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人對東方文明在精力上的獨立，毛澤東思惟的提出標志著中國人相對于蘇俄思惟和軌制的獨立。毛澤東思惟提出之后，中國人對于整個內部世界獲得了完整的精力獨立。

 

這兩次思惟獨立發生活著界體系中。所以，其條件是以中國為主體，接收內部思惟和軌制資源。為什么要接收？因為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中國內生的，而是內部世界帶來的。但這也意味，外來思惟和軌制是享有優勢的。在這種情況下，堅持獨立自立是至關主要的，當然也是很難的。接收中國文明是至關主要的，同樣是很難的。因為，至多從概況上看起來中國思惟和社會傳統是障礙。是以，復興中國文明的兩支氣力的結合是很難的。所以，國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傳統繼續遭到忽視，“文明年夜反動”中更是遭到絕後破壞。

 

盡管這般，中國文明的種子還在，所以我們現在處在復興中國文明的兩種氣力的第二次結合之中。

 

復興中國文明的兩支氣力的第二次結合

 

80年月開始了復興中國文明的兩支氣力的第二次結合，當時還是比較自發的，黨政國家放松了對社會的周全把持，傳統的價值軌制和社會組織得以悄然恢復，在南邊特別明顯。浙江、廣東這些處所的宗族有所恢復，在社會管理中發揮感化。由此在當地社會，有兩種氣力同時發揮感化，一方面是私密空間黨政國家的把持體系，另一方面是傳統的價值觀、社會組織，可以說，這些處所有一個強當局，又有一個強社會，同時依附這兩者，中國得以實現工業化，初步實現了富強。

 

實現工業化，一方面靠國民群眾的勞動創造，但假如沒有強無力的政治氣力保證國家的獨立自立，你光勤勞沒用，中國人在19世紀中期、20世紀後期也很勤勞，但日子卻越過越差。所以，國家的狀態從最基礎上決定每個人的保存狀態，尤其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生涯在帝國主義居于安排位置的世界體系中，國家能不克不及獨立自立，能不克不及堅定地推進工業化，將決定每個人保存得好還是壞。這次的疫情也證明了這一點，你生涯在分歧的國家，你碰上逝世亡的概率就完整紛歧樣。瑞典這個國家的老蒼生逝世亡的概率比中國高一百倍。中國共產黨樹立的強無力的國家是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政治保證。

 

當然，中國文明除了在基層社會復興之外，也在思惟學術領域復興了。所謂的國學，最主要的是儒學研討開始繁榮了。我們自覺地接上了現代新儒學的傳統。好比，我專門研討過張君勱，有人接續梁漱溟的傳統，還有人接續和發展港臺新儒學。可以說，過往幾十年來，中國思惟學術界的最年夜成績，就是儒學的恢復和發展。

 

也恰是思惟學術界的儒學化，傳統在平易近間社會的復興，推動當今中共和國家領導人周全地確定儒家思惟，確定孔子，這就有了復興中國的兩種氣力的第二次結合。中國共產黨是從“五四運動”興起的從政治上從頭重建次序的氣力；現代新儒學是從“五四運動”中興起的從思惟上重建次序的氣力。中間經過分分合合，延安會議室出租時代有第一次結合，現在正在進行第二次結合，這個過程還要持續一段時間，現在尚處在中間階段。

 

這樣的結合將有能夠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千年難題”。這個“千年難題”，一言以蔽之曰，我們有品德，卻缺少氣力。宋朝的文明水平那么高，但沒有經受住蒙古鐵騎的沖擊，文明就被“滅亡”了。尚不克不及說“崖山之后無中國”，這是japan(日本)人居心詆毀中國的，不成信。但我們的文明確實經歷了很嚴重的發展。所以，一個文明要堅持性命力，必須無力量。但明朝沒有樹立起這個氣力，清朝也沒有樹立起這個氣力，晚清平易近初的盡力同樣沒有樹立起這樣的氣力。而在“五四運動”天生的那股重建政治次序的氣力給我們的文明中注進了氣力，我們自保的才能強了，先是打贏了抗日戰爭，又執政鮮半島上與美帝國主義陣營打了個平局，在對外戰爭中，再也沒有掉敗過。可以年夜膽地說，抗日戰爭大要就是在中國外鄉發生的最后一次戰爭。從此以后，中國外鄉不會再有戰爭了。那我們的文明就可以安安心心腸發育成長了，甚至更進1對1教學一個步驟化成全國了。

 

總體上，經過五四運動以來的政治發展，我們實現了工業化，帝國主義已經不克不及對中國不克不及怎么樣。在可預見的長期未來中，我們不會再經受激烈的內部沖擊了。我們已經有富強之美質，文之以禮樂，也即，繼續推進文明復興、重建，那就可以“致承平”，進一個步驟“安全國”。所以，我們明天正處在一個美妙時代的開端。我在七八年條件出“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命題時做出了這樣的論斷，這次疫情證明了這一見解是成立的。

 

開辟中國學術新六合：超出儒學，構建全球性霸道之學

 

那么，生涯在這樣的時代，作為讀書人，我們必須思慮，學術怎么走？裡面我一向在講儒學若何若何，但我覺得，當我們開始致承平之時，生怕就要超出儒學。

 

一兩年前吧，我和明雨兄在福建同安朱子書院交通，提到過一個見解：儒學是有局限性的。過往一千年，這個局限性很明顯。儒學構成于中國已經一統東亞之時，似乎已經沒有強敵。好比漢代，秦漢已實現年夜一統，環顧周圍，沒有強敵。所以，儒學有一個特點，就是“內向”，因此沒有發展出可以有用應對外敵之“術”。“道”當然比“術”主要，但沒有術，道在有的時候就保不住，而不考慮自保之術的道，也是不完美的。漢學自己就已出缺陷，好比面對匈奴騷擾，董仲舒提出的計劃很無邪，連班固都不由得譏笑。宋明儒就更不消說了，除了品德義憤，完整拿不出像樣的辦法來。所以，漢學、宋明心性之學都有內在缺點。

 

當代的港臺新儒學同樣有嚴重的缺點。本來，梁啟超師長教師他們都已經走出了對東方的依靠；港臺新儒學卻又轉歸去，反身投進東方懷抱往了，喪掉了精力獨立性，結果沉淪于哲學思慮中，對現代化過程中最最基礎的問題，工業化，國家富強，沒有一點點思慮，忙著推廣平易近主，殊不知，搞平易近主，就不成能工業化。即使臺灣，也不是因為平易近主而實現工業化的，相反，平易近主化之后的臺灣政治連最基礎的倫理底線都沒有了。港臺新儒學對此可有反思乎？不成能，因為它本來就在不受拘束主義的范圍之中，有些港臺新儒家學者甚至淪為港獨、臺獨的同情者。

 

年夜陸儒學分為兩支，一支繼承的是港臺新儒學，越做越沒有前程了，新儒學弄成了儒學史，缺少思惟創造力。另一支卻是超出了港臺新儒學，接續漢代經學傳統。但漢代的經學也缺乏以應對明天的局勢。漢儒在西漢后期搞的諸多荒謬事，在王莽時代的無邪魯莽，也是夠夠的了。康有為倉促之間發明的今文經學年夜義，多是胡思亂想，在已經搖搖欲墜的中國政教體系年夜廈上猛推了一年夜把；現在有些以漢代經學標榜的人說出來的話也完整不靠譜。

 

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最年夜區別在于，現代中國活著界時間中，成敗皆活著界中：我們活著界中接連遭受掉敗，通過世界知識、軌制的中國化救亡圖存，活著界體系中實現工業化和富強，中國的進一個步驟發展同樣是活著界體系中。這就完整超越了漢代、宋明儒學的想象范圍，是以，我們需求進行思惟的創造，由子學上溯到經學，由儒學上溯到圣王之學，構建全球性霸道之學。

 

這個霸道之學，其本是圣王之學，圣王之學也就是原初的五經之學，不是漢儒、宋儒個人空間加工的經學，我們要直接讀五經、并體會其年夜義，樹立新經學，漢學、宋學只是參考文獻罷了。我本身研討中國文明，不是半路出家，而是自行探索，誤打誤撞，重要任務是闡明圣王之道，回頭再看當今的主流儒學，覺得很不滿意。

 

此處我只說一點。《周易》之書，乾、坤并建，且以乾居首。但過往的儒學，年夜體上是偏于坤道的，總是講“厚德載物”。但是，假如沒有“剛健進取”，你載什么物？所以，《周易》是乾坤并建，剛健而敦樸。同樣，《詩經》，尤其是《年夜雅》中的文王，何許人也？文王不是全日閒坐書齋或山林內自省，文王志在安全國。《詩經》記載了文王四伐，撻伐無道，才幹安全國。文、武、周公無一不是允文允武。后人總是講周公制禮作樂，卻忘記了，周公起首平定了東方叛亂，然后才可以制禮作樂。周公不武，何故作禮樂？真正的圣王是仁愛而剛強，既有仁德，又有武功，文武兼修。這才是圣王之道，但后來的儒者掩蔽了剛強的一面，武功的一面，圣王之乾道變成了婦人之仁。

 

所以，我們明天就要穿過宋學、漢學的迷霧，直接往讀五經，體會圣王之道。我們明天生涯在一個高度復雜的世界，不說強敵環伺，起碼也是高度復雜、動蕩而多邊。在這個世界中，單純地內向、內自省、修心性、或復古制，是不克不及解決問題的。我們必須要周全地思慮世界的復雜性，提出復雜而周全的解決計劃，不無邪，不陳腐，也不張狂。我們的典范不是孟子董子，更不是程朱陸王，而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師的，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以，我們本應當以孔子為梯，取法堯舜，以文武為典范。

 

讀書人做出這樣的學問，才有能夠參與到復興中國文明的兩支氣力的第二次結合事業中，此即所謂“正人之中庸也，正人而時中。”

 

問答

 

Q1：請問老師，梁漱溟師長教師與毛主席之間的分歧見解，其最基礎緣由在哪里？我始終認為梁漱溟雖然有些情懷，但其氣度開闊水平似乎不及毛主席，并沒有打破本身階級的束縛，總是不自覺地想要為本身的階級代言，而毛主席是徹底打破了階級觀念？

 

A1：他們兩位對重建次序有分歧的見解。梁師長教師年夜體上還是要延續明清時代的政教體系，以此為基礎重建次序。而毛的判斷是，宋明以下的這套政教體系已經崩解了，所以要推到重來。好比，兩人都關心鄉村建設，但依托誰？兩人產生不合。傳統政教體系與20世紀初崩解，二三十年月時，鄉村士紳已成為劣紳，“土豪劣紳”。不僅共產黨這么看，當時不少做社會調查的學者也都留意到這一點。緣由很簡單，士紳自己是需求教化的，需求政治的規訓，需求更有學問的人來引領。滿清的科舉制崩解后，沒有人來引領他們，頂層的士年夜夫群體不存在，底層的紳士就野蠻生長，劣質化。那么你重建鄉村次序，依托誰？梁師長教師也了解這些人靠不住，所以本身下鄉搞教導，但農平易近吃飯都成問題，教導有什么用。毛的設法是，先打翻土豪劣紳的統治，把農平易近從經濟政治壓迫中束縛出來。這就需求黨政體系僅鄉村，搞階級斗爭。

 

應該說，毛看得大要遠一些，梁師長教師則不愿意社會支出太年夜代價，想在堅持連續性的基礎上修修補補。但事實上，修補無濟于事。好比印度的農村，就是在原來的架構上修修補補，長期來看它支出的代價更年夜。一切的國家，要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都要農平易近支出代價，英國是“圈地運動”，american是黑人奴隸，但支出代價后，實現了工業化，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上一個新臺階，大師際遇都能改良。好比，現在國家對鄉村有良多政策傾斜。印度卻是沒支出這個代價，可它也發展不起來，一切人半逝世不活。這就有一個選擇的問題，選擇則觸及歷史見識問題。

 

Q2：馬克思主義的樹立在于束縛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中，獲取獨立和好處，這在當時應該是一種進步。但同樣，馬克思主義飽受詬病的問題點能否也在于階級斗爭？階級對立的意識太強烈，這種階級說引進國內，是不是就形成了對本身文明、平易近族的扯破呢？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從最基礎上來說是一個反動的理論。馬克思生涯在共享會議室資本主義年夜發展的階段，看到了資本主義不公正的一面，他想改變它，把不公正的軌制顛倒過來，要搞反動。列寧也一樣，通過“暴力反動”的方法來達成目標。但反動以后這個社會畢竟該怎么管理，馬克思沒有思慮過幾多，他也沒辦法細想，第一個步驟還沒走完，就很難之道第二步面臨什么問題。所以他的理論重要是反動理論，列寧也是。這里其實就觸及漢初陸賈對劉邦提出的問題：“打全國”和“治全國”是兩回事兒。陸賈命題是一個廣泛的政治學的理論問題。馬克思的理論重要討論的是打全國，列寧的理論重要也是討論打全國。不過，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后，列寧的思惟已經有所調整，搞新經濟政策，也是要轉向治全國。中國共產黨同樣經歷過從打全國到治全國的家教轉變。毛在建國以后的不少做法是想把“打全國”之道延續到“治全國”階段，當然就會出問題。鄧小平吸取了教訓，認真地思慮怎么“治全國”，那就是發展經濟、以經濟建設為中間。這個時候就不是以階級斗爭為中間了。

 

在官方的話語中，這樣的調整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它不是原來原底本本的馬克思的理論了。是以，毛澤東當年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重要是一種方式，你不克不及把它當成教條。毛的重要貢獻就在這兒。他批評當時中共領導層、國際派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用蘇聯人的反動戰略來指導中國的反動。其實毛本身在建國以后也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把戰爭年月的一套做法延續到建設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克不及說馬克思是錯的，馬克思主義自己是發展的。

 

其實儒家的思惟也是發展的，宋明儒之學解決不了明天的問題。宋明儒當時也是覺得漢儒的辦法解決不了他們時代的問題，所以發展了儒學。同樣我們明天也不克不及抱著宋明儒學或許抱著漢學來解決我們明天的問題，這就是“教條主義”。明天港臺新儒學就是“教條主義”，還有搞公羊學的人，也多有“教條主義”的弊病。從最基礎上說，圣人之道只是一種方式，絕非教條。所謂道，就是一個慷慨向，路是要我們本身走的，具體怎么走，是需求我們本身探索的。所以，我覺得，儒學圈子最需求束縛思惟，實事求是。這才合適圣人之道，“唯變是適”，“正人而時中”。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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